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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无中生有的青春 叶永青的1980年代川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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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xuqing 发表于 2018-7-10 14:11: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无中生有的青春
叶永青的1980年代川美记忆
[size=1.1em]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王寅
发自:上海 2018-07-09 10:59:08[size=1.1em]来源:阅读



1979年,张晓刚(左)、叶永青(中)、刘涌在昆明。(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7月5日《南方周末》)
1980年代的四川美院,涌现出一批创作实力与影响力兼具的画家,以罗中立、何多苓、周春芽、张晓刚、叶永青等人为代表,他们的表现甚至被称为“川美现象”。展览“1982-1992无中生有的年代”通过绘画、诗歌、书信手稿再现了叶永青创作生涯第一个十年的真实印记。他的故事也是对那个“仍然在以各种方式产生着影响甚至作用”的青春时代的回溯与反思。
“1980年代留给我们的不仅有回忆,还有一堆值得面对的问题。今天出现在市场上竞价的这些作品,有时给人一种错误的成就感。”
“唯一真实的感受就是饥饿、饥渴”
1978年,20岁的叶永青考上了四川美院,从昆明坐上开往重庆的火车,当时要坐两天两夜。火车开动后,整个车厢里的人一直在悄悄地说话,声音很低沉,发出“嗡嗡”的低音。火车过了贵州,车厢里立刻就像炸了锅一样,叶永青顿时被四川人说话时尖利的声音震到了,他特别喜欢那种感觉,一下子被打开了。
到四川美院的第一天,叶永青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上课,老师问,你们是云南来的?以前云南来的同学身上都有股味道。叶永青不禁愕然,尽管是友好的表达,但敏感的叶永青觉察到异样。
云南来的同学很快聚集在一起开会,讨论是不是一起说普通话,不然别人看不起他们,因为有同学嫌云南人说话太慢了,也有同学问他们是不是在街上骑大象。叶永青说,我才不说普通话,我一定要变得和当地人一模一样。一个星期后,他就满口成都话,因为在当时四川美院,成都人占多数。
“我要成为当地人,其实是年轻时候的一种抵抗,包括你的成长、作品、趣味,你喜欢的东西都能够在现实当中找到,你就不停地寻找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后来慢慢解脱掉,才能做得比较圆滑。”叶永青说。
叶永青从小在昆明生活,当时的昆明不大,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口传的熟人社会。城里所有的画家他几乎都认识,他和同为画家的张晓刚、毛旭辉等人很早就相熟,几乎是一起成长起来的。
1976年中学毕业以后,叶永青没有去当知青,而是干起了各种临时工——饲养员、炊事员、建筑工、代课教师,什么都干。由于没有出路,他焦虑、压抑、夜不能寐,天天看书,囫囵吞枣地读。当时看的书大多没有封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都是只剩一半的书。后来书店开始卖文学名著,他就连夜排队去买。
“当时是懵懂的,每天都不知道第二天要做什么。唯一真实的感受就是饥饿、饥渴,很茫然,见什么东西都要,不会放弃任何可能性。其实我们当时什么都没有,1980年代恰恰是开始有一些东西成长的时候,所以叫作‘无中生有’。”

昔日的照片里,叶永青神情严肃、身形瘦削,头发乱蓬蓬地支棱着。(受访者供图/图)
“最不优美, 但又很有活力的时代”
“那是一个最不优美,但又是很有活力的时代。我们当时生活在东一棒子、西一榔头里,好多东西吃进去了,不消化,而且一直在犯错误,一直在干荒唐的事情,但是这些都有价值,所谓的青春无悔其实就是这种东西。”
叶永青和同学去美院阅览室看画册,都得先把双手洗干净,这既是一种仪式感,又饱含一份来之不易的珍惜。当时,学校引进了日本出版的30位大师的美术全集,从古典绘画一直到印象派,画册放在几个大玻璃柜子里,一个柜子里面放一本进口画册,今天看一页高更,明天看一页马蒂斯。叶永青和周春芽、张晓刚住一个寝室,几个人每天拿着水粉、本子去临摹。叶永青最喜欢高更,每天都去。
有一次,他在临摹时,发现身后站着一位老教师。老师问,你为什么要喜欢这个东西?对保守的老教师来说,高更的作品难以接受。叶永青解释说,我只是喜欢他的色彩。
2012年,叶永青在四川美院做个展,对助手说我需要几个柜子。柜子找来的时候,他一下子愣住了,原来这就是当年放画册的那个柜子。叶永青把1980年代收集的各种磁带、手稿和书信放进柜子里展览,当他看到学生们趴在柜子上看展品的时候,不由得心生感慨。
在川美读书时,叶永青常常进城去看电影,最早的电影有《追捕》,还有罗马尼亚电影,罗马尼亚电影有很漂亮的色彩,回来后,他都要凭记忆画出来。四川美院所在的黄桷坪很偏远,去城里看电影有十几公里的路,要坐公共车。早早出门看一场电影,回来的时候车也没有了,只能走七八公里回学校。“我们那个年代所有的东西都伴随着那种极度的渴望,但当时不觉得苦,而是很自然、很快乐的。”
那个年代,绘画颜料匮乏,但叶永青仍然可以用很少的一点颜料画出感觉很厚重的画。由于这种汤汤水水的画法,他一年没买过几管颜料。到了快毕业的时候,在班上的同学这儿蹭一笔,那儿蹭一笔,提着一瓶可以稀释颜料的松节油,就把一张大画画完了。他画得特别薄,像水彩一样,漫不经心,但天性中又抗拒厚重的感觉。
叶永青画得快,不怎么去教室,平常都在看书、写情书,做别的事情。因为画人体模特,教室里需要有适宜的温度,他为了能睡懒觉,每天早上起来,先跑到系上把炉子生着,等教室暖了,再回去接着睡。
当时美院学生的创作要先画草图,草图由领导、老师、专家组成的评论组审稿,只有题材能够选上美展,甚至能够获奖,才给发画布、颜料、画框,学生才可以创作。“创作是在一个计划管道里进行的,尽管四川美院出现了很多不在计划中的作品,但仍然还是在一个无形的管道里面。”
经过川美四年的学习,叶永青身边的很多同学都已经名扬天下,成了中国美术史上闪闪发光的人物。那些看似辉煌的经历,其实只有一条路——千军万马过的独木桥就是在全国美展上获奖。叶永青参加过全国美展,但都落选。
按照叶永青的能力,完全可以变通一下,但他却没有。他始终与伤痕绘画、乡土风潮保持着距离。“当时真是特别愣,年轻时候一方面很迷惑、困顿,另外一方面也很骄傲,我也不知道这种力量从哪里来,可能跟另外一些参照系有关,1980年代的阅读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或者西方是我们重要的参照系。”
当时,叶永青还没有看过毕加索和高更的原作,甚至所有的西方艺术作品,他都没有看过原作,都是从书本上看来的。“但你再到现实里面的时候,发现跟现实格格不入。”叶永青说,“莫名其妙的狂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可能跟阅读有关系,给你信心的东西是那些远方的朋友和书信。”
“画画太没希望了”
叶永青每年和张晓刚回昆明,都会把身边优秀同学的作品借出来带回去,让昆明爱好艺术的朋友互相传看。很多作品就此散掉,后来这些东西又都出现在拍卖场上,有人变成专门卖,甚至倒卖这些作品的人。“这都是生活开的玩笑。”叶永青笑着说。
和叶永青一起画画的一位小伙伴是当年最能说会道、最聪明的人。有次,叶永青在街上遇见他,两人各推着自行车站在街上。小伙伴说,“画画太苦了,画画太没希望了,因为我们没有钱。如果有钱,我们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我一定要有钱,我先去挣钱,挣够5万块钱,就回来画画,那个时候我想做什么就能够得到自由。”说完骑着自行车一溜烟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1982年毕业分配时,叶永青出乎意料地被留校。版画系的同届同学刘世同是西双版纳的老知青,也是叶永青当时最好的朋友之一。叶永青清楚地记得告诉对方自己即将留校的消息时,两人正在厕所撒尿,面前有个窗子,从窗子往外面看,有一排正在盖的房子。刘世同说,“以后你住在那里,我不知道我在哪里,以后我们就不一样了。”一年后,刘世同因尿毒症去世。
叶永青成了同学中唯一留守黄桷坪的人,他的工作是在油画系当秘书,每天登记表格、造册、订箱子、发货,向全国各地输出四川美院的作品。志同道合的同学们四散而去,有的去了北京,有的去了成都,有的去了国外,每个人的命运都转变了。
原先的氛围一夜之间全部消失殆尽,叶永青每天所能做的就是等待晚上喝酒的时刻来临,和一些扳道工人、搬运工人,在重庆的防空洞里喝一毛钱一碗的扁担酒,喝完酒回去彻夜画画,画的是千里之外的西双版纳和西藏,他从不觉得让自己苦闷的现实跟艺术有什么关系,所有的创作都是要逃离。
四川美院处于火车站和发电厂的包围中,高大的烟囱每天冒着滚滚浓烟,美院附近的道路当时还不是柏油路,只要一下雨就变得泥泞不堪。在这样的环境里,叶永青疯狂地写诗、写信,将画画在钟爱的磁带封套上。无论是绘画还是诗歌,都是孤独无奈的自我倾诉,所有的交流都在远方,即使是给远方朋友提笔通信,也只是写给自己的书信。“孤独的树站在冬季中,/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鸟/已经一只一只地消失……”这首诗就是叶永青当年心情的真实写照。
昔日的照片里,叶永青神情严肃、身形瘦削,头发乱蓬蓬地支棱着,目光如炬。在1986年的一则日记中,叶永青这样写道:“我还是不断地听到一种责备,指责我缺乏现实主义的感觉。我的确是不尊重现实,我认为现实最不需要人充分地去注意。人生活在现实中永远不可能满意,因为现实是一种偶然性,与此同时,我们显示了我们比这种现实更强有力。”
“有时给人一种错误的成就感”
回到云南是叶永青唯一的希望,那里还有一些谈得来的好朋友。当时的昆明突然聚集了大量分配回来工作的大学生,各有来路,小城一下子变得丰富活跃。各种各样的舞会、酩酊大醉、打架争斗——争夺小城里为数不多的文艺女青年,或者是文艺女青年争夺出色的文艺男青年。
1983年,苦闷中的叶永青和张晓刚、毛旭辉等几个同学一起去了云南红土丘陵地带上的圭山,这是一个养牛羊的撒尼族村子。他们拿着一封介绍信来到生产队,队上把他们分配到各户农民家里吃饭。叶永青被派到一位姓祝的老师家里。叶永青独自再去圭山,都是祝老师给他安排住在小学里。村子里全是牛的跳蚤,非常肮脏。冬天很冷,每天出去画画手都是僵的。祝老师给他做了一个铁皮桶,里面放了几块碳,每天出去烤一下,手暖和了可以画一下画。
荒凉的圭山成了叶永青的一根救命稻草,他在这里感受到的是神秘、原始的力量,他尝试用薄涂和松节油稀释的技法去表现自己极其迷恋的冬天的树干和天空。“圭山的冬天是很荒凉的,有一份萧瑟和渴望的美感,高原的阳光使那些山丘和村落、水池和云霞响亮动人。当地人用石头盖房,种植和牧羊,辛勤和艰苦的生存,在土地中收获食物养育后代,这一切宛如十九世纪。”
圭山曾是比叶永青年长一辈的艺术家的写生基地。前辈画家认真地画眼睛所看到的风景,但叶永青心里还有另外一个风景,它藏在美院玻璃柜的那些画册里——在叶永青当年的作品里,不难看到塞尚、高更、毕加索、夏加尔等人的影子。“我们心里面还是有一个巴比松,还有很多画家以及画家的格言在武装着自己。”
毕业创作时,他填的志愿是西双版纳,一心要当高更。一年里,他去了七八次西双版纳。“我一直是分裂的,像骑在一匹双头的摇马上,顾此失彼但又建立了一种多重的视野。”
他的性情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当张晓刚又回到川美任教时,他发现自己有点不认识叶永青了,以前那个特别害羞、自闭、不怎么说话的人突然变得滔滔不绝,像交际花一样了。叶永青说:“其实我以前的害羞也是假象,一方面是一种自卑,一方面是一种保护。”
1989年2月,叶永青、张晓刚等人参加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中国现代艺术大展酝酿了很多年,像一次阶段性的艺术巡礼和回顾,艺术家们都雄心勃勃地展示自己的作品。
现实却捉襟见肘。叶永青等人发现根本没什么钱,不知道要去多久,也没有路费,连运作品的钱都没有。他们只能把作品从画框上拆下来,卷起来一个筒,把画框捆扎在一起,背在身上,带上火车,像弹棉花的民工,也像带上了全部家当、开赴前线的敢死队。叶永青身上只有一百多元,临出门时又高兴地收到八十元稿费。可是,一到北京,他们就被告知要交一百元参展费,大家一下子都傻了。毛旭辉说,“交就交吧,不要给西南人丢脸。”
中国现代艺术大展持续了一个月,展览上,各种各样的面孔纷纷接近艺术家,问卖不卖画。这些都是叶永青始料不及的。
“1980年代留给我们的不仅有回忆,还有一堆值得面对的问题。今天出现在市场上竞价的这些作品,有时给人一种错误的成就感。”叶永青回忆道。
叶永青在北京闲居了一段时间,住在艺术评论家栗宪庭位于后海的家里。之前,老栗家就像车马店一样,人来人往,各路豪杰出没。后来,这里变得十分冷清。老栗家的客厅里有两张沙发,叶永青和刚从中央美院毕业的方力钧晚上就睡在这两张沙发上。白天,方力钧就消失了,晚上回来睡觉。叶永青和栗宪庭每天下午都不知道该怎么打发时间,就去后海坐着,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后海特别安静,只有鸽子带着鸽哨在天上盘旋。
方力钧每晚回来后,都在沙发上读王朔的小说。叶永青问方力钧白天在干什么。方力钧告诉他,自己和刘炜租了一个房子画画,可以带他去看看。
叶永青跟着方力钧去了圆明园福缘门村的画室。那时的方力钧已经画出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这些作品回到血肉之躯,回到生命本身。叶永青也开始创作与之前的创作风格迥异的《大招帖》等大型作品。他隐约感到,中国艺术的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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